最后的胜利终究是我们的——关于党的演讲经典篇目

“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1919年4月底，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来，国人大哗，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各高校爱国学生为抗议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学生们与前来阻拦的军警多次交涉无果，愤怒的学生转而拥向位于赵家楼的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时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的邓中夏就是“五·四”运动当之无愧的先驱者。

邓中夏自小天资聪颖，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后，与蔡和森成为同班同学，相同的理想和抱负让二人迅速成为亲密的学友。通过蔡和森的介绍，邓中夏对正在本校兼职的杨昌济先生的学识、思想和为人极为崇拜。杨昌济的教诲对邓中夏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在杨昌济家里，邓中夏结识了毛泽东。

那段日子无疑是邓中夏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阶段。他常常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登上橘子洲头，看湘江北去，百舸争流。几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就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是何等的快意和难忘啊!

1917年，23岁的邓中夏随父进京，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虽然与毛泽东等人身处异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书信交流思想，探求真理。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等人为组织去法国勤工俭学之事也来到北京，久别重逢，让邓中夏分外兴奋。更让邓中夏感到高兴的是，他的恩师杨昌济也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

“五·四”运动爆发后，邓中夏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来到长沙，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介绍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商量改组当时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子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6月3日，学联组织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6项要求。湖南“五·四”运动的烽火终于由邓中夏和毛泽东携手点燃。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为领导湖南人民驱逐张敬尧的斗争，率驱张请愿团第二次来到北京。邓中夏亲自带人到车站迎接并将毛泽东一行安排住在福佑寺内。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清晨，毛泽东带领驱张请愿团的成员前往徐世昌总统府请愿。正当他们在风雪地里坐等总统，寒冷难耐之际，邓中夏率北大学生扛着干草，披着大衣寻踪而至。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同邓中夏等“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聚会，讨论驱张问题并合影留念。这张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珍贵照片，是邓中夏和毛泽东这两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亲密战友的最好见证。

1921年6月，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中夏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同志们都推选他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但当时他正忙于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年会，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后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党的一大。

虽然没能出席党的一大，但邓中夏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领导人。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邓中夏主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在1922年5月1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邓中夏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同年7月他出席党的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4年中国工人运动掀起高潮，邓中夏专心致力于上海工人运动。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不少文章，对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卓越见解。这说明邓中夏对马列主义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能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探讨中国革命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1933年5月15日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地下工作的邓中夏在法租界被捕，当时邓中夏化名施义，他的真实身份并未暴露。但与他同时被捕的人经不起威逼利诱，供出了邓中夏。国民党中央党部立即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将邓中夏引渡到南京。在高官厚禄和严刑拷打面前，邓中夏大义凛然地说：“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他在临刑前写给党组织的信中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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