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朗诵艺术十五讲-01.第一讲-1.4-第四节-朗诵艺术的拓荒者—关于经典散文的朗诵经典篇目

绿萝 2026-05-24 11:58 浏览次

现代朗诵艺术的兴起在我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自20世纪“五四运动”以来，朗诵便和着时代需求的节拍，在新诗的发展中逐渐成熟起来。在探讨新诗创作的百家争鸣中，许多文人学士也将他们的名字留在了朗诵成长的足迹里。

鲁迅(1881-1936)，我国白话文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国最早用白话写小说的创作者，也是新诗的早期拓荒者之一。1919年前后，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他》《梦》《爱之神》等6首新诗，被看做新诗的一种范例。鲁迅是较早倡导新诗要继承古典诗词优良传统的人，他给朋友窦隐夫的信中就谈到:“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的出来。”针对当时新诗创作的一些不良倾向，他“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做了诗人”的警告，即便今天读来，仍然感到振聋发聩。

胡适(1891-1962)，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我国第一首用白话写成的新诗《蝴蝶》(原名《朋友》)就是他在1916年创作的。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并由此拉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胡适还非常喜欢朗诵，有一次，他和朋友谈及北方早婚的问题时，当场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北方民谣--“新娘年纪二十一，新郎还只一十一;两人一道去抬水，一头高来一头低，要不是公婆待我好，一脚踢他井里去。”逗得众人大笑。胡适这种躬身力行的倡导，为当时新诗朗诵运动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郭沫若(1892-1978)，我国白话文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树立了我国新诗运动的第一块丰碑--诗集《女神》，而且对朗诵艺术的发展也贡献出了自己的智慧。例如，他在《文艺论集·论节奏》一文中指出:先抑后扬的节奏，便鼓舞我们;先扬后抑的节奏，便沉静我们。这是一定的公例。远处钟声的节奏是先扬后抑，初扣的时候顶强，曳着袅袅的余音渐渐微弱下去，这种节奏给人以沉静的感受。海涛的声音是先抑后扬，初起的时候从海心渐渐卷动起来，愈卷愈快，卷到岸头来，拍的一声打得粉碎。立在海边上，听着一种轰轰烈烈的怒涛卷地吼来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血跳腕鸣，我们的精神便要生出一种勇于进取的气象。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听钟声和听海涛的心理是完全两样的。这个精辟见解至今仍然对朗诵的情感传达有着莫大的启迪意义。

赵元任(1892-1982)，语言学家，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他针对当时新诗自由化、散文化的不良倾向，和刘半农等人一起探讨了白话诗的声调押韵、节奏等形式要素在新诗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国音新诗韵》一书中已经认识到“声调若交错相间地排在一起，可造成高低起伏而有一定节奏感的效果”。他在《新诗歌集》中提出了“白话诗不能吟，……是预备说，而且不是像戏台上道白那样印版式的说法，……乃是照最自然最达意表情的语调的抑扬顿挫来说的”的观点。由此可见，早在白话文运动中，他就已经在反对拿腔作调的朗诵，并提倡用最自然、最艺术的语言样态来朗诵了。

朱光潜(1897-1986)，我国有着国际声誉的一代美学宗师。早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他就明确反对千篇一律的、和尚念经似的吟诵，认为中国还没有像西方一样发达的诵诗艺术，并且提出了朗诵诗歌应该以它内在的、没有固定模型的情感节奏为依据，而不是表面的、有固定模型的音乐节奏为依据的观点。他在美学方面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诸多见解，至今仍然是朗诵艺术健康发育的营养源。

朱自清(1898-1948)，白话文运动中成绩最优秀的散文作家。作为抗战前后诗歌朗诵运动的亲历者，他不仅写下了《毁灭》《细雨》《别后》等多篇新诗，还创作了《论诵读》《诵读教学》《论朗诵诗》《论雅俗共赏》《朗读与诗》《常识的诗》等许多学术文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他是最先认识到朗诵需要“直接诉诸紧张的、集中的听众”才能将朗诵诗进一步完善并发挥其作用的人，这正如他自己所言“朗诵诗看起来不是诗，至少不像诗，可是在集会的群众里朗诵出来，就确乎是诗。这是一种听的诗，是新诗中的新诗”。现在看来，朱先生其实发现了朗诵之所以称为“艺术”的秘密——只有在集会式的规模欣赏里，朗诵才能发挥它感人的力量。

闻一多(1899-1946)，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朱自清语)。他不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以爱国为内容的新诗，明确提出了新诗应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的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并且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最善于朗诵的诗人之一。1946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纪念“五四”的周末朗诵会上所朗诵的艾青的新诗《大堰河--我的保姆》，被朱自清先生和当时在场的几乎所有人认为是“那晚上最精彩的节目之一”。我国著名文艺评论家闻山先生在《听诗朗诵有感》一文里回忆说:“他(闻一多)懂戏剧，因此他能够有效地掌握语言的强弱节奏，这方面确乎很高明的。但是，他不依靠动作和腔调来获得听众，他的声音传达出一种极强烈、极真实的感情力量。他所朗诵的诗，似乎并不是别人的作品，而是他自己的内心。”

高兰(1909-1987)，抗战时期国统区最富盛名的朗诵诗人之一，著有《高兰朗诵诗选》和《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他创作的《哭亡女苏菲》《我的家在黑龙江》等许多感人肺腑的朗诵诗经常成为电台和群众文艺集会上最受欢迎的节目。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冯乃超、光未然、徐迟等人一起为推动当时的诗歌朗诵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田间(1916-1985)，我国著名诗人，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诗歌朗诵运动的一面旗帜，被闻一多先生誉为“擂鼓诗人”“时代的鼓手”。他创作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粮食》等许多街头诗短小精悍，生动明快，经常被解放区的各个宣传队和剧社拿来朗诵，朱自清和闻一多也非常喜欢朗诵他的诗。1938年，他和柯仲平等人在延安发起的“街头诗运动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传播到了各个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动员群众、慰劳战士、打击敌人的作用。田间擅长写诗，也擅长朗诵，正如他的妻子葛文所言:“田间平时没有话语，可是，他朗诵诗时却铿锵、昂扬，如波涛击岸，不造作，纯粹来自肺腑的真情，确实有征服人的魅力。

孙道临(1921-2007)，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富有责任感的朗诵艺术家。一直活跃在朗诵舞台上的他，深受几代中国人的喜爱。他是以身作则坚持脱稿朗诵的倡导者，八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够流畅地、声情并茂地朗诵长长的《琵琶行》，令观者无不感动。这就是历经人间艰险、饱尝世上心酸、晚年为了弘扬心中的朗诵艺术一直在奔波的孙道临。他的妻子王文娟回忆说:“道临最后的理想，就是要在上海搞一个朗诵会，用朗诵的形式，来宣传语言艺术，结果没搞成，他是很遗憾的。”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后人应该记住:人间曾有孙道临。

张颂(1936-2012)，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他是锤炼基本功的倡导者，他是纯洁普通话的维护者，他是剔除不良语言现象的斗争者。“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是他的律条;“春蚕到死丝不断，蜡炬成灰热犹存”是他的信念。从这信念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正在“口耳之学”这条幽渺难知的“蜀道”之上，挥舞着一把“执着”的斧头开辟着通天的“鸟道”……

今天，回首朗诵艺术的百年耕耘史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刘大白、刘半农、洪深、叶圣陶、黄仲苏、康白情、宗白华、老舍、徐志摩、柯仲平、梁宗岱、臧克家、艾青、光未然、郭小川、贺敬之等一大批人在不同时期所作出的贡献。

如今在这块几近荒废的土地中，一些有识之士仍然在默默地耕耘着例如，朗诵家姚锡娟，以精湛的技艺把都德的《最后一课》演绎得淋漓尽致，被誉为具有“复活经典”的魔力。她常说:“艺术一定要精益求精,这样才对得起观众。我可以一遍一遍地朗诵，直到自己做到最完美为止。这样做虽然很累，但能搞出很多有质量的东西来，这比较符合我的艺术观。我这个人就是有点一根筋，如果不用心去搞艺术我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搞。如今的朗诵艺术，多么需要“一根筋”的精神啊!

再比如曹灿先生虽然年过八旬，但仍然在为朗诵界培养后继力量，殷之光先生多年来一直在坚持自掏腰包举办朗诵比赛，方明先生一直在用他严肃认真的精神感召着前行的朗诵同仁们，张家声、虹云、陈铎、乔榛、丁建华、瞿弦和、薛忠瑞、冯福生、曹雷、濮存昕、关山、赵兵、王群等诸多前辈仍然在积极乐观地为推行朗诵艺术奔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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