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文化，人与自然之和谐——关于和谐社会的演讲经典篇目

吴健溪 2025-07-30 11:30 浏览次

和谐，是人们的普遍追求。构建和维持社会和谐及人与自然之和谐，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恰当处理自然、社会的各种关系，使自然万物和一切人等各得其所，协调发展，这是自然的、物质的方面；处理好这一切，又需要有和的理念、和的道德、和的制度、和的智慧等要素，这是人文、精神的方面。此人文、精神的方面，可总称为和的文化。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人就形成了“和”的宇宙观。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周易》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几句话的中心思想为：宇宙万物因和而生，违和而灭。

由天道而知人道。天道以和为本，故一切人事，亦应以和为贵。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以和为贵，即应以求和为出发点及终极目标。不承认差别，不容纳不同的意见和利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消灭异己，压服对手为目标，必将引发动乱、战争，从而给人们带来灾难。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推行单边主义，不断挑起战争，给世界带来动荡和灾难，乃是明证。我国曾在一个时期内强调“一个吃掉一个”,追求纯而又纯的“水晶”世界，导致“十年动乱”,亦为惨痛教训。

和如羹焉。水、火、醯、醯、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所谓和，乃多种成分、多种因素之相成、相济，和谐共生。各个局部、各个成分各有其确定之地位和作用。每一局部和成分处于其应处之位置，各得其所，乃和谐之基础和前提。以和为目标，即须有整体观念，从整体和谐的要求看局部、个体之发展，合理地确定每一局部应处之位置，尊重其权利，协调各方面关系，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配合协调，各得其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脱离整体，孤立地追求局部、个体的发展，个体盲目的发展会破坏整体的和谐，最终会破坏整体包括个体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片面强调“征服自然”,只顾人的需要，不顾自然生态的平衡，最后导致生态被破坏，这些已成当今人类面临的头等大事。社会发展，只顾经济，不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经济发展，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顾其他；只顾一省一地，不顾区域和全国；只顾城市，不顾农村；只顾发达地区，不顾穷困地区……这些均由缺乏整体思维所引起的。而其后果则是导致整体之不平衡，从而阻碍整体的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协调发展，就是以整体思维为指导，从求和出发，以和为目标，以和的理念为指导的发展观。

以上所言人与自然、国际社会、国家发展，大事如此，小至一项工程亦然。例如，对于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建筑方案，我们曾有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分歧的焦点其实即在理念之争。中国的传统理念，求房屋建筑与周围环境之和谐；而西方建筑理念之追求，则在标新立异，独一无二。“大笨蛋”出现于天安门广场之侧，是西方建筑理念的体现。

总之，和的理念包括和实生物之宇宙观，以和为贵之价值观，使万物各得其所的全局观念，此乃和文化之第一要素。没有整体思维、全局观念，不以和为目标，就不可能有和谐。没有和谐，就不可能有发展。

贯彻落实和的理念，需要道德的支持。

社会总体的和，要求做到各个部分、个体各得其所。为保证各得其所，对于处在不同关系中、不同地位的个人，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一阴一阳之谓道。”对立因素的和，并非单方面要求一方服从另一方，而是对双方同时提出要求，对不同方面提出不同要求。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等。每一个人必须自觉认识自己在特定地位上应尽的义务，遵守应守的道德规范，各遵其道，阴阳合德，才能达到和的目标。

和，是全局的要求；“和为贵”,就是说和的大局高于一切。总体的和谐、发展与局部、个体的发展，既统一又矛盾。个体、局部的发展是整体发展的基础、前提，同时又必须服从整体和谐的要求。为了保证总体的和谐，要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既要安于其位，不越俎代庖，插手不该干预的事；又要尽心竭力，履行自己应尽之义务和责任。不安其位，到处伸手，要求非分的权利；或不负责任，不尽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行径只会制造混乱，无益于和谐。各得其所和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做到这一点，人人都有自己合适的位置，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享有应得之权利，从而得到发展；又能安于其位，尽其职守，社会自然也就和而不乱了。

为了和的大局而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毁誉，是中华传统美德之重要表现，亦是实现和谐的重要保证。千古传颂的将相和的故事，是其生动的体现。蔺相如完璧归赵，受封为上卿。大将廉颇居功自傲，不服蔺相如，公开贬损蔺相如出身低贱，无功受禄，不愿与蔺相如同列，并扬言“我见相如，必辱之”。对于廉颇之所为，蔺相如并不计较，而是一再退避。相如手下因此而不满，并纷纷要求离相如而去。相如却晓以大义，说秦国之所以不敢侵犯赵国，只因为有廉颇和蔺相如两人在。“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蔺相如的言行终于感动了廉颇，两人成了刎颈之交，共同为国效劳。这一故事清楚地说明，出于私心，争名争位，必导致不和，贻害大局；出于公心，先公后私，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才是致和的保证。

当今现实中亦可见到，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私与公的矛盾冲突，往往是阻碍、破坏和谐之主要因素。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生态保护，最大的阻力和困难往往来自对个人或单位利益的追求，以及地方保护主义。人际关系的紧张，往往起于互不相容，责人严而责己宽，不能推己及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政党、团体、公司、单位，以至家庭内部，也常有因利益矛盾冲突而影响和破坏团结和谐之情况发生。很多人并非不知团结和谐的重要性，甚至一些人还天天高喊“和为贵”“精诚团结”,而行动中却总是将个人私利置于和谐大局之上，争权夺利，破坏和谐。

所以，仅有理论的认知仍不足以达到和谐。和谐需要道德的支持。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各遵其道，言行有度，顾全大局，先公后私应是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

“和”“各得其所”之关系，需要制度和规范之保证。在古代，和的关系主要靠德和礼维持。道德为和谐之保证，前段已言及。此再言礼。礼之用，和为贵。礼之功能，即在维系社会关系之和谐。孔子言为政，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答齐景公问政，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均是要求以礼规范人之行为，维系社会关系之和谐稳定。颜渊问仁，孔子答曰：“‘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又言孝乃“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德在礼中得到落实，由礼而得以检验；礼是德的实现形式和检验标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礼对于社会和谐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中华礼仪之邦的美名亦由此而来。

礼仪规范为维系社会和谐之重要手段，它反映社会制度的要求，因而也随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发展变化。对于古代之礼，不宜照搬，应根据时代需要，分别对待，或淘汰，或继承，或改革。又需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进行新礼的建设。在古代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公共生活不发达，人际交往限于狭小的范围。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像交通规则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场合的秩序问题，等等，古代都不存在。相应的传统道德体系中也缺乏关于公共生活的道德和礼仪。传统道德和礼仪，主要是家族伦理型的，具体说就是围绕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这五伦。这样的传统在观念上的影响就是，中国人往往伦理观念较强而公共生活的观念淡薄。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密切，公共生活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维护公共生活秩序成为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是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2006年，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发布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把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要求规定下来，成，为共同遵守的礼的规范。这一方面可以使道德要求落实，另一方面又可以促进人们公德意识的提高，就是以礼的形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各种社会关系，人们的权利和义务，都要由法来规范和确定。法制乃稳定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一国之内如此，国际社会亦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亦须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条约、共同声明等来规范。通过对话、协商、谈判而达成共识，由条约、声明等文件和一定之机制加以肯定和实施，对于构建和维持国际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法制和礼的建设亦是和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和不只是一种愿望、理想，它要求实际地处理事物的矛盾，协调事物的关系，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这就需要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深邃、高明的智慧。人们常问，中国古代即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却为何原来森林覆盖、水草繁茂的黄河中游生态破坏，竟成今日贫瘠干旱的黄土高原?其中原因固然很多，而科学不发达，对自然生态问题认识不足，乃其重要原因之一。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土地沙化、资源枯竭等问题，解决之途也有赖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应用。

水旱灾害乃人类生存发展之极大威胁。自上古鲧、禹父子始，治水即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中的大事。鲧用壅塞之法而失败，禹用疏导之法而成功。都江堰分江导流，筑堰泄洪，使四川盆地免除水灾，成天府之国。鲧非不努力，但因缺少智慧而失败，禹与后世的李冰父子则借智慧而成功。欲求人与自然之和谐，有多方面的因素，而智慧乃其中不可或缺之项。

求社会之和谐，尤须有高度智慧。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之和平；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都表现出高度智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内问题上，延安时期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等，都显示出智慧的光辉和力量。今天面对种种复杂问题，更需要当事者有高度智慧，以缓解矛盾、避免冲突、维护和平，共谋双赢发展。

和谐并非僵死不变。宇宙万物处于不停变动之中，和乃变动中之和，既在变中达成，也在变中维持。如何把握和处理变与和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此问题上，中国古人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

变中求和，首先要在和中见变。《易传》云：“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安、存、治，是和的状态；但这种状态不会永远存在，它总是要转变为危、亡和乱。因此，必须在安、存、治的时候看到危、亡、乱的危险，才能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这种变化发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就是所谓的“居安思危”。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事物的变化是逐渐积累起来的，积微而见著。要防止和被破坏，就要能见微知著,防微杜渐，防止剧变的发生。时刻保持忧患意识，警觉地注视变化的过程，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是古人一种重要的防变维和之道。

道家提出了另一种防变致和之道：柔弱处下，知足不争。《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老子眼中的“反”,主要是“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二十三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第九章)之类，事物从生走向死，从存走向亡，不能长久。而招致死亡的原因则是坚强：“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九章)。因此，为避免灭亡，就应该柔弱知足，处下不争，清静无为。柔弱可以胜刚强，知足可以常足，处下可以取上，不争可以“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清静无欲则天下自定，无事则可以取天下。这样，防变致和之道就归结为一个“弱”字，即“弱者道之用”。这种思想偏于消极，但也包含着合理的智慧。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对欲望、权力等的过分追求也会走向反面，导致灭亡。懂得这一点，约束自己，“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不使其过分，的确是保持个人生活正常以至国家安定的重要条件。

变，不仅有破坏和的一面，也还有化生万物的一面。《易传》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日新之谓盛德。”与《老子》不同，在《易传》看来，变不只是死亡和不可久，而且更重要的是变就是生，就是新事物的生生不已；只有通过变，新事物产生，才能重建和的状态；生生不已，也就能通；通了，也就能久。《老子》强调“不能久”,《易传》则以为可以而且需要通过变来求得长久。

以变求和的思想早已有之，汤武革命是这一思想的实践。《易传》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中国古人的思想里，并不是把变革看作绝对的坏，只一味求和而反对变革。《易传》进一步提出了“革故鼎新”的思想，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去故才能取新，只有通过这样的变革，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易传》又说：“‘变而通之以尽利'‘功业存乎变’。”这就充分肯定了变革对于建立功业、利在人民、利在社稷的积极意义。

上述三种主张，可以归为两种：防变维和与变以尽利。防变和用变，都是求和之道，各有其用，不可偏废。“革之时，大矣哉”时，是时机；势，是事物矛盾发展的性质、形势。对致和之道的正确选择和交替转换，取决于对时与势的正确分析和把握，取决于智慧的运用。

——钱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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