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和谐社会的演讲经典篇目

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几千年来之所以得到持续发展，和谐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促进、协调作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界自身和万物之间的和谐相处，《中庸》里有一段经典性的叙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朱熹在注中说：“‘无所偏倚，故谓之中。'‘无所乖戾，故谓之和。'‘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天地万物是宇宙空间的最大值，天地要定位，各占有宇宙间适当的位置；万物在宇宙空间发育，得以顺利生存，这就构成一个不偏不倚、中正、公平的和谐世界。

关于天地在宇宙空间如何定位，《中庸》中给以解释说：

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从这段叙述来看，将自然界的天、地、山、水对举，用朴素唯物的观点，对其自然属性的功能进行定位。如将天与地对举，古人由于天文知识的局限，以肉眼所见，地表是广厚的平面，山川万物都由地来承载。而天却是高起成拱形的穹苍，日、月、星、辰分布在天空中，天覆着大地万物。所以对天地的定位，有天上地下、天圆地方、天高地厚、天覆地载等，这都是从方位和功能对等的角度，以自然属性之上下、高低来定位，并无社会属性尊卑、贵贱的意思。

至于《易·系辞》中所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那是在封建专制社会中，统治者附会到人事方面，为社会等级制度寻找根据。因为只有把“天”奉为至尊，人世间的“天子”才可以登上至高无上的高位。至于对自然界来说，《易·系辞》中对乾坤二卦，仍然是对等地来加以论述的。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成宁。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享。

这里乾坤对比，“乃统天”与“乃顺承天”,仍是以天覆地载来定位，这种对等的位置，古人认为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并无社会属性的尊卑贵贱之分。至于讲“万物资始”与“万物资生”,古人认为天地具有不同的功能，天能创化万物，不断变化、发展；地要生养万物，使万物得以壮大生存，这种功能是互相配合的。天地以其自然定位发挥各自的功能，而万物的生育也就得到和谐顺利成长，这是古人所认识到的自然生态的运行规律。《中庸》里有一段话说：

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畴，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这是说在天覆地载的空间中，各种自然现象，如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白天太阳与晚上月亮的交替出现，以至万物的繁殖生息彼此没有妨碍，和谐共处，这种宏观大自然的气象，正好作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个命题的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张载把《易·系辞》中的“太和”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就是认为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同一性更为根本，而对立与差别却是包含在统一与和谐之中，“仇必和而解”。下面看《正蒙·太和》篇中的两段话：

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烟温、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

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张载将“太和”说成是“道”,也就是宇宙的本体。在宋代理学家中，张载是主张气本论的，“太和”成为气的总称，是创化天地万物的动力和根源。但太和之气本身是虚而无形，要经过阴阳相感才聚而成像，在创化万物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对立和斗争，从相反到相成，也就是到更高层次的和而解，那是符合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而和气这个概念，也就走入了民间生活，过去常见贴大门的对联：“厚德载福，和气致祥。”而“和气生财”也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过去有本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中有两句：“阴阳和然后雨泽降，夫妇和然后家道成。”这是从对自然界的认识，以至对家庭社会的关照，可见和谐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已经深入人心。

前面说到在传统文化中，古人认为自然界有天生地养的功能，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从而和谐地持续发展。但人类出现以后，需要索取自然界的资源从事生产和维持生活，那么人与天地万物如何相处呢?《易·系辞》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自然界生育万物，用拟人的话来说，那是天地的最高美德，人类如能效法天地的好生之德，就应该敬重生命，友爱万物，使人类与自然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关系。在儒家经典中，以天道与人道的良性互动，尽人类诚善的本性，就可以主动参赞天地化育的功能，取得与天、地并立为三的地位。下面是《中庸》中的表述：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阴阳至理原无一，天地生人总是三。人性既有与天地并立为三的功能，就要主动承担保护生态环境，协调自然界资源得到和谐持续发展的义务，也就是要做好管理和节用这个课题。对这方面的规定，我们的古人可以说相当重视。

据《书经·舜典》记载，舜继尧即位后，任命伯益为虞官，掌管“上下草木禽兽”。而在《周礼·地官》中，则有更明确的分工：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

林衡掌巡林篆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篆而赏罚之。

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舍其守，犯禁者执而诛罚之。

泽虞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

由上可见，对山、林、川、泽等公共物产，我国古代就设官分职进行管理，并订有政令条例进行赏罚，从而能有效地保护自然资源。

在我国古代，重视保护自然生态平衡，进行人性管理，不但对一般群众设有禁令，而且统治者上层也要遵守。如《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古代王侯围猎时，有“网开一面”的“三驱”之制，不能将合围的猎物全部杀绝。另外还规定砍伐山林和渔猎都有一定的时限和范围，如不能伐取未成材的林木，不要捕杀怀胎母兽和幼兽，不毁坏鸟巢和捕捉孵卵之鸟，这些保护动植物繁殖的措施，被纳入“礼”的规范中，要求贵族、平民一体遵守。

我们现在有休渔季节的规定，其实在古代也同样有所限制，如在《国语·鲁语》中记载了一个事例：鲁宣公夏天到泗渊捕鱼，太史里革“断基罟而弃之”,将其捕鱼工具毁坏丢弃。里革为什么这样敢作敢为呢?根据礼制规定，要在“大寒降，土蛰发”时才开始捕鱼，至于在“水虫孕”的夏天则要加以禁止。太史里革指责说：“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这是说在鱼儿繁殖的季节，而滥用网罟捕鱼，就是违背古圣先王的遗训了。正因为保护生态平衡，已成为当时贵族、平民共同遵守的惯例，所以，鲁宣公夏天捕鱼，违背了古训礼制的规定，自知理亏，只好接受批评了。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保护生态平衡，固然一方面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彼此之间得以和谐共生。而另一方面对人类本身来说，只有保护好自然资源，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才能得到保障，人类的生存与万物之间才能得以和谐共处。先秦儒家孟子和荀子两位大师对此都有深切的感受，下面引两段论述：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上引孟子、荀子两位儒家大师的论述虽然详略不同，但内容基本一样，即在防止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而要加以保护的前提下，更加要做到对农、林、渔、牧等自然资源的增产和繁殖，这样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就像贾谊说的，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也就是说，对物资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说，可以做到供过于求，“不可胜食，不可胜用”,做到“有余食”“有余用”“用余材”。这样一来，自然资源不断丰富，人们日常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日益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做到和谐共生、共养、共长，共同构成一个物阜民生的和谐世界。

在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和谐思想还渗透至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儒家经典中所谈到的，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都是以“和为贵”作为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指导思想，而在处理和协调各种矛盾时，“和而不同”又是各方能够接受的原则、方法。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大家庭，但各民族的文化习俗仍然保持自身的特色，这也是和而不同思想的体现。

《中庸》讲“尽人之性”,“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幼学琼林》中说，“天地与人，谓之三才”。但人们常论天时、地利、人和，从人的本性推演到各种人际关系，倡导和谐正是中华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传统，下面引《尚书·尧典》中的一段话：

曰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王充在《论衡》中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艺文类聚》引《春秋纬·说题辞》称：“《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明天下情，帝王之功。”这是说《尚书》是记载和追述上古二帝(尧、舜)、三王(夏、商、周三代帝王，以禹、汤、文王为代表)的德性和功业。而《尧典》是《尚书》的第一篇，是考察远古帝尧德业的全面追述。帝尧是传说中的古圣先王，但其实当时还属于氏族社会时代，文字还未出现，更不可能写出《尧典》那样的政论文章，即使有点口头传说的原始资料，也不会构成这个完整的圣君德业，如上面那段引文，宋儒蔡沈在注中总结说：“此言尧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所谓放勋者也。”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正是儒家德治的思想理路，值得注意的是，“协和万邦”却是管治思想的核心，而《尧典》中的帝尧形象，蔡沈在注中引孔子曰：“唯天为大，惟尧则之。”故《尚书》叙帝王之德，莫盛于尧，而其赞尧之德，莫备于此。由上可见，这个帝尧的德业，被后世儒家塑造成为用和谐理念管治国家的先驱。从当时二帝、三王的华夏族，只是据有中原地区，经过几千年来的发展，成为今天拥有广土众民，既保有多个民族，又融合成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得以长期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协和万邦”这一和谐管治思想带来的效果。

“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宏敷五典，无轻民事为艰。”我看到故宫大殿里的一副对联，虽不知作者是谁，但内容讲的却是儒家和谐治国的理念，提示做皇帝的要以修身为本，为协和万邦作出表率；但是社会国家的基本构成是人民，《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生活必须得到保障，“无轻民事为艰”,就是提醒执政者不能无视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富足了，国君怎么会不富足呢?只有民富，才能国强，百姓安乐，社会和谐，才能造就协和万邦的君主，在皇宫大殿中留下这副对联，是可以做国君的座右铭，但历代君王能够实行的又有多少呢?

但这里也说明一点，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和谐思想，固然重视精神道德方面的提升，如儒家提倡“和为贵”“仁者爱人”;墨家讲“兼爱”精神。还有“和而不同”以至“求同存异”的和睦相处原则，社会政治方面推行仁德治国的王道政治，以至文明礼让的人际往来，这都可以体现出和谐思想的作用。

但是人们的和谐思想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只靠道德教化就能培养的，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此如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承认“民为邦本”是对的，但如何固本培元，不能口惠而实不至，必须实实在在为人民谋利益，孔子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里说得比较简单，后来孟子与齐宣王对话，提出要实现和谐的王道政治，就要有具体的利民措施。

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的要求很具体，认为要让人民群众过上“不饥不寒”的温饱生活，就可以导之向“善”,使和谐思想得以产生并发挥作用，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因此，实现王道政治，解决百姓的民生问题，自是重中之重，并且要逐条落实，不能口惠而实不至。

荀子提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的施政方针，认为“裕民则民富”,“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这就是精神、物质双丰收。至于具体措施和收到的成效，下面还有论述：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

荀子提到“庶人骇政”,当老百姓怕政府时就要推行裕民、惠民政策。人民得到利益，就由“骇政”变成“安政”,然后执政的君子就可以“安位”,而社会政治也就收到了和谐安定的效果。

总的来说，和谐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发扬这种传统，在人与自然方面，要重视环境保护和协调自然生态平衡；在人类社会方面，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我国采取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在国内，坚持“以人为本”的利民富民政策，抑制贫富分化，合理调整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化解矛盾，走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道路。和谐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应该发扬并在实践中体现出来。

——李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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