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尽职守，以身许国——关于党的演讲经典篇目

临终前，邓稼先很平静地对前来慰问的张爱萍将军说：“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这样的画面再熟悉不过了：在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一团蘑菇云!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核试验成功的标志。

在世界这个从来都不和谐的所谓大家庭中，拥有核武器就意味着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更多的自主发展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方面都非常落后，加上由来已久的历史缘故，我们国家对苏联老大哥的依赖性很强。但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很多合作被迫终止。更重要的是，那时中国尚未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说难听点，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都想制裁你，中国的日子有多难过，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土安全成了第一要务。而要维护国土安全，最便捷、最有效地震慑手段不外乎就是拥有核武器。

说到中国的核试验，就不能不提到他——邓稼先。

世界公认，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苏联的氢弹之父。在中国，被誉为“两弹元勋”的人总共有20多位，但邓稼先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1958年8月，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邓稼先，被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此后的28年时间，邓稼先的名字便从刊物和对外联络的名单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戒备森严的深院和大漠戈壁。就连他的亲人，都不知道他具体在从事什么工作。很多年后，随着一些文件的解密，邓稼先这个名字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很多当年的同事和亲友才恍然大悟，原来才华横溢的邓稼先离开北京去大西北是为了这么一个新的使命。

1959年，邓稼先首先根据中央的“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的决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几十年后，很多后继者都有一个共识：选对研究的主攻方向，是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它避免了我们在摸索的过程中走太多冤枉路。

1962年，邓稼先和其同事拿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二机部向中央递交报告，提出“两年规划”,也就是说要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二年，聂荣臻元帅亲自下达命令，让邓稼先、于敏率领核武器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不负众望，他们在参考资料非常缺乏、生活条件极度困苦、研发时间相当紧迫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地工作，并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绩：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研制成功，苏联用了10年，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而我们只用了2年8个月!

由此可见，邓稼先被誉为中国的“两弹元勋”的确是实至名归。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患癌症不幸去世，时年62岁。最让人感到惋惜的是，邓稼先罹患癌症恰好与他从事的工作有关：一次航投试验出现故障，原子弹坠地破裂，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

那是一片死亡之地，进去，意味着什么,邓稼先心里比谁都清楚，

但他义无反顾。

1985年，邓稼先去北京接受体检，结果发现他的小便中有放射性物质，同时肝组织受损，骨髓中也侵入了放射物。

从临危受命那天起，邓稼先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恪尽职守，以身许国，堪称共和国忠诚的奠基人，亮过千颗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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