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理念，继承传统文化——关于和谐社会的演讲经典篇目

吴健溪 2025-07-30 11:15 浏览次

近两年来笔者经常想到一个问题：“和谐”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在今天它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点之一；那么,历史上的“和谐”理念与现实中正在努力加以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社会公平、正义在制度上的体现和保证，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谐。在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从西周礼乐文明开始，提炼出了关于“和”的理念。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用“公平”“公正”“正义”这一类属于现代法权的概念，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和谐境界的实现要有一个与他们所处现实不同的社会，谓之“大同”。“大同”这个词见于《礼记》。《礼记》是战国末年至秦汉间儒家学者的著作。它认为，“大同”社会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准绳，不同于“天下为家”的社会；它还认为，在“大同”社会中，大家相爱，没有权谋欺诈和盗贼掠夺的现象，大家和谐地生活而没有战争；在这个社会中，公共事务由大家来办理，可以选出人们信赖的人来担任必要的工作(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历史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

从我国古代历史中可以看到，自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就完整地建立了起来，即所谓“礼制”。随着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形成，皇帝及其家族成为操纵一切、大权独揽的最高统治阶层，乾纲独断，凌驾于所有社会等级之上。古代社会形成的“士、农、工、商”四民，构成了基本的社会群体。梁漱溟先生把这种社会结构称为“职业分途，伦理本位”。他为了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身特色，以“职业分途”来对应西方中古社会的阶级对立，又以“伦理本位”对应西方的个人本位。梁漱溟先生的这种概括未必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但他关注中国历史特点的研究，则为史学界所重视。中国封建社会并不是那么和谐一致的，到处可见豪强与小民、士族与庶族、士人与商贾、缙绅与百姓之间的分野和冲突，即使在某一社会群体内部，也有不同集团的矛盾交错与争斗，这在政治上便表现为“朋党之争”和“清浊之辨”,并且从来没有中断过。陈寅恪先生关于唐朝政治史的研究，对此曾有过精辟的分析。

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如果只见其一而排斥其他，就难以避免片面性。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希望其统治能保持稳定。一些政治家提出过多种维持社会平稳的措施，并且有些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例如，在用人方面采用察举制特别是科举制以后，为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变化提供了广阔的渠道，使得“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社会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再加上经济上采取的某些措施，为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提供了一些条件。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走不出“改朝换代”的循环圈子。

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和谐社会，即使是短暂的“盛世”也不能完全实现人们的美好理想，可见“和谐”的社会境界必须依托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没有制度的保证，再好的理念也不会成为现实。尽管如此，我国古代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仍然提出了有久远意义的“和谐”论，并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理政措施和经济政策，为当时社会的安定创造了条件。

这种状况的形成，和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封建社会，一般来说是政教分离的社会形态，没有形成像中世纪西欧那样的宗教黑暗时期。当时占统治地位(即主流意识形态)的是儒家的经学，它为不平等社会里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些平衡点。我们可以看到，皇权统治以经学为武器，而民间亦以经学作为维系社会关系(含宗法关系、人际关系等)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同经学有关。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天下的局面从西汉武帝时开始形成，一直延续至整个清代。西汉时儒家经书有“五经”,东汉时在“五经”的基础上增加了《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

分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成为“九经”。宋代，“九经”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成为“十三经”。儒家的经书从“五经”到“十三经”,是社会演进的需要；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思想资料，而不致于发生敌对和冲突。儒家经书既维护社会尊卑贵贱的分野，又从个人的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到社会责任、实现理想，甚至如何调节人的喜、怒、哀、乐，都有所论述。儒家经书所体现的包容性、伦理性、普遍性，使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适用的教科书，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从《三礼》中可以看出，“中国士人不管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无论在哪里，‘礼’是一样的”;“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宇宙性(指普遍性)的，所谓乡俗、风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区”。也就是说，不管风俗和方言如何不同，所有中国人在“礼”的层次上是认同的，这也反映了儒家经书在维护社会安定上所起的文化作用。

还要提到，与儒家的礼、乐文化不同，我国古代的道家创始者老子论述了基于“道”的自然主义文化。他从自然界举例说，水不息地流动，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这表明“至柔”能够克服“至坚”。他要人们从其中得到的启示是：江海之所以能容纳百川，是由于它从来不自视甚高，甘愿处于卑下的地位；圣人之所以能为百姓所信服，是因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在老子看来，“至柔”哲学，即道法自然的和谐理念，是人与自然相处以及人与人相处的准则，所以他说“上善若水”。老子又从“物极必反”的高度论述世人韬光养晦的哲理，以便从“无为”进到“无不为”。关于老子思想的理论贡献及其实际社会效果，任继愈先生在他90岁高龄时出版的著作《老子绎读》一书中有深刻的论述。

不仅儒、道两家，我国古代的“百家之学”(据《汉书·艺文志》说，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即“十家”)对古代的社会“和谐”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尽管我国封建社会还达不到真正和谐的境界，但是思想家、政治家们关于社会和谐的理论，包括若干超越时空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我国古代和谐论，总是从事物的相反与相成角度加以论述，揭示出事物矛盾与和谐的辩证统一观。

我们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用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必须创新，而不是简单地照搬过来，需要和其他两个新理念相结合，一个是“民族复兴”,另一个是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的“以人为本”。

“民族复兴”的另一种提法是“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当代史告诉我们，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探索，走过不少弯路，才终于明白，只有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才能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就表现在这里。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开学术研讨会，恰好是改革开放30年，在这里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民族复兴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为民族复兴开辟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是目标。

这一目标和我国历史上的“盛世”并不相同。汉、唐统治者所追求的，只是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国力的强盛。今天的民族复兴所要实现的，是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上使我国现代公民能拥有宪法所赋予的各种权利；有公平、平等的机会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坚实、有效的民主法制，为中国人的自曲、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又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实现民族的繁荣和发展。与此不同的是，我国古代的“盛世”有两个思想观念作为支撑，一个是“天朝大国”的独尊，另一个则是“华夷之辨”的古代民族观念，这些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我国古代文化中有丰富的“民本”思想，我们应对其进行研究并加以借鉴，但究其实，它只是把“民”作为“载舟覆舟”的工具(力量),“被治者”与“治人者”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古代的“民本”思想没有也不可能在最终意义上确立“人”或“民”的主体地位。因此从“民本”演进到今天的“人本”,承认并在制度上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才是民主法制和现代文明的基石。我们为之奋斗的民族复兴大业不仅不排斥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利的存在，而且要把个人权利和民族的整体生存、发展融为一体。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民族复兴不是简单地追求传统意义上的“盛世”,而是要实现社会的深刻转变，实现现代中国人“以人为本”的理念，正确解决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和谐，这意味着中华民族正在向一个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跨越。

还应当提到，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二者不可分割。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民族复兴的提出，反映的是人民的意愿，是中国社会的走向。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中创造关于民族复兴的价值体系，这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核心。文化是民族的标志、国家的“软实力”,它反映着民族的内在特质和精神；没有文化复兴，就没有民族复兴的精神资源。我国的文化复兴总体上应体现在：我国现代公民对民族优秀文化有一定的理解，进而予以普遍认同；还要努力吸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尊重不同国家优秀文化的多样性，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用以补充自身某些方面的不足，真正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文化。这种文化不是离开社会实体矛盾的口号，而是从正确解决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方面的成果积累得越多，就越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200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对我国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其中声称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尤其要关注干群矛盾。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忧患意识，以妥善地解决社会矛盾。

从文化建设的观点来考察，我国文化复兴的价值体系的建立，需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加以融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可以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8个字来表述，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中的“文明”“和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它们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华文化源与流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渊源，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开拓与发展。源与流的结合反映出中华文化具有深邃而又常新的生命力，它像一条巨流，奔腾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动力。

——张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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